2009年12月，为纪念南侨机工回国抗日70周年，海南省博物馆曾联合国家档案馆、新加坡档案馆和云南省档案馆，在海南省博物馆举办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料图片展，展出了800多名海南籍南侨机工的爱国事迹。海南籍南侨机工后代陈勇、陈达娅合着的《再会吧，南洋》一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琼籍南侨机工的英勇与牺牲。

据记载，800多名琼籍南侨机工中有400多人直接牺牲在滇缅公路上。后来由于机工服务团解散，又有一些琼籍机工在流亡中病死或饿死，或下落不明。幸存下来的琼籍南侨机工，只有一小部分人复员返回到侨居国家。其余一部分辗转返回原籍老家，一部分人留居在云南各地，如前面写到的定居于云南昆明的罗开瑚和云南保山的翁家贵。谢川周等几位琼籍南侨机工定居在云南缅甸边境的芒市，因为他们在那里战斗过。还有一部分人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后来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还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原籍海南文昌的南侨机工罗开瑚曾告诉记者：“海南人牺牲最多，当时和我一同回国的海南老乡有30多人，至机工服务团解散时，仅我一人幸存下来。”

侨乡海南在南洋的子弟尤其多，在陈嘉庚发出华侨青年机工回国抗日的号召后，南洋各地琼籍华侨子弟争相踊跃报名，兄弟、叔侄等家族中几人同时报名的感人故事不断现诸于当时的报端。同时报名的同胞兄弟有祖籍海南万宁的马来西亚华侨谢川周、谢森周两兄弟；连襟兄弟有祖籍海南文昌的新加坡华侨王绥和、陈邦兴等；罗开瑚则和侄子罗豫杰、罗豫川叔侄三人一起报名。

琼籍南侨机工在滇缅路上表现得尤其英勇顽强，可歌可泣，但他们的经历也最为颠沛流离，令人唏嘘。首先是因为海南一直孤悬海外，与当时祖国内地各省份相比，更为偏远落后。海岛多渔民，很多渔民出海作业遇难，岛上留下的孤儿寡母也多。所以，许多琼籍南侨机工当初是迫于家庭生计，或者为偿还家庭债务，小小年纪就只身下南洋闯荡谋生。抗战爆发后海南岛迅速沦陷，在南洋的海南人大部分与家庭失去联系，远在海南的家人也不知道他们参加了南侨机工。所以很多琼籍南侨机工在抗战胜利后，甚至新中国成立后，都无法与亲人重新团聚，只好终老他乡。

1940年7月，原籍海南定安的印度尼西亚华侨机工周开定奉命执行夜间运输任务。他驾驶载满军火的卡车从遮放驶往芒市，途中翻越三台山时，突遇狂风暴雨，公路边一棵大榕树突遭雷劈倒下，正好砸在周开定车的驾驶室上，将车头死死压住。周开定身受重伤，伏倒在方向盘上。为了警示后方车辆和呼援抢救军用物资，周开定强忍巨大伤痛，用尽最后的力气持续不断按响汽车喇叭，发出阵阵揪心长鸣。等到当地景颇族群众闻讯赶来救援时，周开定已因流血过多离开了人世。第二天周开定的战友们闻讯赶来，当地景颇族人还都在风雨中守护着满满一车军用物资，没有人拿走一丝一毫。据周开定战友讲，周开定报名参加南侨机工时已年过40岁，他是少报了年龄才被批准的。到昆明后因驾车技术过硬被编入西南运输处华侨先锋大队。华侨先锋大队是西南运输处从南侨机工中精挑一批胆子大、技术硬、勇敢心细的人组成的，任务是在战事最紧张的时间和路段紧急抢运作战物资。

原籍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的南侨机工符气簪原是新加坡育英中学教员。他是第四批回国的南侨机工，回国后担任第三大队队长。在带车队抢运抗战物资到昆明市永平县附近时，由于道路不平，视线不清，车辆在转弯时发生侧翻，卡在树上，7天后被找到时已遇难身亡。他的哥哥此前已经在抗战中献出了生命。在符气簪的追悼会上，他73岁的父亲符振弟悲愤交集，大声呼喊：“余生二子，俱为国牺牲，余希望各位侨胞应以国家为重，为抗日救亡而努力工作，出钱出力，打倒日寇，争取民族的自由……”

文昌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陈邦兴坎坷一生在琼籍南侨机工中最为典型，也更是令人扼腕叹息。陈邦兴1912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市东路坑尾村。他8岁丧父，替大户人家放牛为生。13岁下南洋到马来西亚一家咖啡馆打工，后来又到汽车修理行学电工、学开车。1939年陈邦兴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他在新加坡的连襟王绥和与他同时报名参加南侨机工。

1942年5月3日，缅甸八莫陷落前，陈邦兴所在的华侨机工第三大队几百名机工奉命先炸毁军火库全部军火后再撤退。他们完成任务时惠通桥已被炸断，只能徒步撤回内地。为躲避敌机轰炸，他们昼伏夜行，翻越高黎贡山，渡过怒江，步行1,500多里，历时20多天。当他们到达大理下关时，几百人的队伍只剩144人。陈邦兴也跟着死里逃生。南侨机工解散后，陈邦兴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后来成为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参加了对缅北滇西日军大反攻的系列战役。抗战胜利后，陈邦兴被国民党拉到内地打内战，在鲁南战役中弃暗投明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成为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四纵队汽车队的战士，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两次立功受奖。抗美援朝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直到1954年才复员回到海南岛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