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0日星期二
李以建 | 創作翻譯 雙璧同輝——《金庸譯文 達蒙·魯尼恩短篇小說選》編者語

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百年來翻譯界奉此為圭臬。翻譯要達到此「三難原則」,並非易事,譯者需要具備對翻譯雙語的真正通達。何謂通達,以英文翻譯來說,即不僅要精通中英文,包括文化、歷史、專業、語言等領域的融會貫通,還要真正把握中文的表達,擁有精湛的寫作能力。二者互為基礎,相輔相成,故人們常稱翻譯是二次創作。

金庸具備這種對中英文的通達。一方面,他是中國武俠小說的一代宗師,創作的十五部小說膾炙人口,是文學史殿堂的裏程碑。毋庸置疑,金庸的中文造詣和文學創作都臻於化境。另一方面,金庸畢生還翻譯了大量的英文作品,從早期供報紙發表的及時性新聞報道、國際問題專論,之後新聞紀實性的長篇報道,再擴展到電影理論和技巧、舞蹈藝術,以及小說、政論。翻譯作品之多,內容之豐,領域之廣,亦令人嘆為觀止。至為精彩的是,以他的生花妙筆運用在英文翻譯上,「信達雅」自不在話下,故金庸亦堪稱翻譯的大家。

金庸

誠如金庸所說,「我自己以為,文學的想像力是天賦的,故事的組織力也是天賦的」,「至於語言文字的運用,則由於多讀書及後天的努力」。無論是小說創作,還是英文翻譯,首先都來自於最基礎的大量閱讀,即「多讀書」。僅從金庸的數萬冊藏書看,以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為主,其中文學書籍所占的比例最大,基本上都是古今的中外名著。中文方面有線裝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詩詞文集,20世紀30—40年代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文學系列叢書,50年代出版的各種翻譯小說,以及現當代作家的著作。英文方面,也集中在古今的世界名著:有簡裝版、精裝版,還有小羊皮豪華裝幀封面的英法小說和戲劇全集。此外,還有不少中英文的各種圖冊、大型畫冊等。

論中文。金庸出身書香門第,幼承庭訓,接受傳統式的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博覽群書,遍讀各類典籍,平時尤喜翻閱《資治通鑒》《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他飽讀詩書,喜歡寫詩填詞。金庸談到自己的創作時說:「年輕時培養我創作能力和寫作能力最主要的因素是讀書,特別是讀小說。」他曾回憶,「我父親是一位熱心的小說讀者,家中藏書相當多」,「我在小學期間,讀過的小說就已不少」,小學的「圖書館裏書籍也相當豐富」。父母因擔憂他「一天到晚的看書」會影響身體健康,常帶他到野外遊玩,「但我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讀小說了」。他青年時期受哥哥的啟迪,開始接受五四新文化,讀了大量的中外文學名著。「我哥哥查良鏗學習古典文學和新文學,在上海上大學,他花費不少錢買書,常常弄得飯錢也不夠」。在哥哥的影響和熏陶下,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大量中國文學名著,又汲取外國湧入的新思潮。他「年輕時代最愛讀的三部書是《水滸傳》《三國演義》以及法國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及其續集(這部書是伍光建先生翻譯的,譯名是《俠隱記》《續俠隱記》)」,還有法國小說《十五小豪傑》等。他說,「《三國演義》的文字中,文言成分較多,我在小學生時代就津津有味地讀了,雖然有許多文句不懂,但故事和人物的吸引力太大,終於跳過不懂的部分,一路讀完」,還因為自己偏愛劉備的蜀漢一方,「為此和我大哥激烈辯論了幾個小時」。(以上引述參見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明河社1998年版)這種好讀書的習慣,伴隨著金庸的一生。從他留存的眾多藏書中,如多卷本的《資治通鑒》和《續資治通鑒》,處處可見他用紅筆寫下的眉批、中批、劄記。

論英文。從金庸的人生和職業經歷看,他抗戰時期「高中畢業後,到重慶升大學,考取了中央政治大學的外文系,其後又因與國民黨職業學生沖突而被學校開除,戰後到上海入東吳法學院讀國際法」。從1946年秋金庸初次踏入報界,謀求第一份職業,擔任杭州《東南日報》的國際電訊翻譯編譯;緊接著第二年以優異的中英文筆試和口試成績被《大公報》錄用為電訊翻譯;直到2010年以英文撰寫論文《唐代盛世繼承皇位製度》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金庸的一生都與英文結下不解之緣。除了勤奮自學英語外,在剛踏進人生職場時,他還遇到了好幾位良師益友,令其英語水平有突飛猛進的提升,翻譯逐漸步入成熟的佳境。

1948年金庸被《大公報》派到香港擔任編輯,其時的《大公報》不僅聲名遠著,而且匯聚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僅以金庸任職的國際部來說,年輕的金庸有幸能與著名的記者、作家、翻譯家蕭乾共事,得到蕭乾的指點和幫助。金庸在回憶中,不無感激地談到,「在香港大公報向左轉前後這段時期中,我在報館中學到東西,實在比大學中學到的更多。蕭乾先生是我西洋文學的導師,楊剛大姐是我國際政治的導師」,「他們的親切和熱誠,我終身會記得的」。「那時我年紀輕,職位低,他們對我都很是照顧,尤其是蕭乾先生,他對西洋文學的愛好、自由主義者的氣質,特別和我談得來。詹姆士·喬埃士那部現代派技術的小說《攸利塞斯》(即《尤利西斯》),我讀來讀去不懂的地方太多,工作之暇,常常向蕭先生請教。他總是熱心地指點」。蕭乾(1910—1999)早年留學英國,攻讀學位後在英倫大學執教,1949年後歷任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其翻譯著作等身,其中包括《好兵帥克》《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以及世界名著《尤利西斯》。楊剛(1905—1957)畢業於燕京大學,主修英國文學,曾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女子學院。歷任香港《大公報·文藝》主編、《大公報》特派駐美記者、《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她是第一位參加美國總統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的中國女記者,曾發表大量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和文藝評論,並用英文寫小說《日記拾遺》,翻譯了英國女作家簡·奧斯丁的長篇小說《傲慢與偏見》,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參見金庸《談「仿徨與選擇」》)金庸還曾談到:「在《大公報》工作時,翻譯主任楊歷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譯的訣竅。」(《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由此可見,金庸不僅從這些良師益友身上受益良多,而且更獲得前輩的鼓勵和支持,當時年僅24歲的金庸,初來香港不久,就開始撰寫《大公報》的社評和國際問題專欄文章。

《最厲害的家夥》,丹蒙·倫揚作,金庸譯,(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本書編選的金庸譯文就是他在《大公報》期間的作品,僅選文學部分,即金庸翻譯的小說。這十二篇短篇小說譯自《百老匯的魯尼恩》(RUNYON ON BROADWAY),最早均作為連載小說,以白香光、溫華篆為筆名,相繼發表在《大公報》上。之後金庸挑選了七篇結集成書,取其中一篇小說《最厲害的家夥》為書名,署名金庸,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於1956年4月出版。本書在七篇小說之外,還收錄了目前所查閱到的其他五篇金庸翻譯小說。

達蒙·魯尼恩

美國小說家達蒙·魯尼恩(Damon Runyon,1880—1946),金庸譯為丹蒙·倫揚,曾作為戰地記者親歷墨西哥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來成為報紙體育專欄的撰稿人和作家。金庸在「譯者後記」裏稱其「是美國小說界的一個怪才,他所寫的小說獨樹一幟,別出心裁,常有意想不到之奇」,「寫的大都是紐約百老匯黑社會中大大小小的人物,由此可以看出美國社會的情況」。

三育版《最厲害的家夥》譯者後記頁

達蒙·魯尼恩的短篇小說,可謂篇篇珠璣。本書開篇的《記者之妻》(ROMANCE IN THE ROARING FORTIES)更是世界短篇小說的經典之作。故事一波三折,前大半部分極盡鋪墊之能事,情節隨著懸念的渲染不斷推進,在讀者以為大戰即將爆發之際,卻突然峰回路轉,以喜劇的筆調道出內裏難言的苦衷。更有趣味的是,故事並不到此為止,又緊接著連連反轉,抖開更多的秘密,其節奏緊鑼密鼓,步步進逼,讓讀者幾乎透不過氣來,非一讀到底不可。小說以有情人終成眷屬作結,篇末卻又捎帶一筆,透露了耐人尋味的玄機。


三育版《最厲害的家夥》插圖之《檸檬少爺》

《檸檬少爺》(THE LEMON DROP KID)堪與莫泊桑的《項鏈》媲美,雖然故事情節完全不同,但二者描寫的同樣是小人物的命運,不僅入木三分地勾勒出處於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生存艱辛,而且透現出冥冥之中那難以預測的命運對人的殘酷撥弄,意料之外的結局所帶來的是啼笑皆非的深刻慘痛和莫名無奈。《吃飯比賽》(A PIECE OF PIE)中帶誇張的描寫和精彩的鋪陳,最後結局的驚人之喜,又濃濃地抹上一層喜劇溫馨的色彩。《最厲害的家夥》(BLOOD PRESSURE),主人翁鐵銹查理是無人不懼,且蠻橫無理、幾近無賴的惡棍,從賭場的公開作弊勒索、沿街揮拳奪車、直到夜總會製服諸多警員,他的兇狠和霸道無處不見,但最後的回家一幕卻來個天翻地覆的變化,原來他是個極度畏懼老婆的男人。這對比反差極為強烈,前面的所有敘述和鋪墊都被最後的一幕所推翻,造成極大的喜劇性諷刺效果。《戀愛大王》(THE BRAIN GOES HOME)則是對上流社會的辛辣嘲諷,無情揭開了披蒙在所謂愛情、婚姻表面的遮羞布,暴露出金錢主宰一切的骯臟本性,誠如作者所言,盡管他們珠光寶氣,儀表堂堂,但他們只是一些喪失了良心的行屍走肉。

《金庸譯文 達蒙·魯尼恩短篇小說選》,達蒙·魯尼恩著,金庸譯,廣州出版社

達蒙·魯尼恩的小說構思精巧,結構奇特,常常篇末筆峰一轉,令情節出人意料之外,卻又都在情理之中,其精彩絕倫令人耳目一新,堪同美國著名小說家歐·亨利媲美。《超等大腳》(A VERY HONORABLE GUY)構思奇妙,為借錢還債恪守信用,寧可出賣自己的身體甚至性命,以表達真心的愛意。悲劇的開端最後卻出現了喜劇的收場,原來其中暗藏局中局,套中套,道出了人性深處的愛恨情仇。《馬場經紀》(THE SNATCHING OF BOOKIE BOB),三個嗜賭如命的綁匪,與被綁者之間智鬥,最後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賭徒和騙徒的心理被刻畫得淋漓盡致,讀者在笑聲中目睹一場騙局的始末,篇末又一語道破天機。《開夾萬專家》(BUTCH MINDS THE BABY)貌似敘述一樁盜竊保險箱的傳奇經歷,內裏卻通過將彪悍粗野的慣犯和稚嫩無瑕的幼兒二者的人物白描,透現出人性深處那種護犢情深的父愛。如果說,《十二槍將》(TOBIAS THE TERRIBLE)寫一出荒唐的鬧劇,諷刺現實社會;那麽,《聖誕老人》(DANCING DAN』S CHRISTMAS)則寫一部令人感傷的喜劇,道出底層社會窮人的困境。《會一會總統》(A CALL ON THE PRESIDENT)則是用一位老人的口吻,表面上絮絮叨叨,實際上卻描述了一位極為善良慈悲的最底層的政府公務員——郵差平凡而偉大的一生。

金庸指出達蒙·魯尼恩的文筆「非常奇特,全部沒有過去式,而俚語之多之怪,在美國作家中也是罕有的」。為此,金庸的譯作中也使用了很多香港本地方言——廣東話,令整部譯作更接地氣,尤顯風趣。由此反觀金庸的武俠小說,雖然無法見到其模仿的明顯痕跡,但譯作凸顯出作者以輕松幽默、詼諧調侃的筆調,對不同人物的把握和刻畫、篇章結構的總體駕馭、情節懸念的精心安排,顯然都可以在金庸筆下找到某些隱藏式的蛛絲馬跡。

《金庸譯文 達蒙·魯尼恩短篇小說選》,2024年9月由廣州出版社出版,本文為金庸原秘書、金庸譯文主編李以建所撰編者語(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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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以建 | 創作翻譯 雙璧同輝——《金庸譯文 達蒙·魯尼恩短篇小說選》編者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