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百年來翻譯界奉此為圭臬。翻譯要達到此「三難原則」，並非易事，譯者需要具備對翻譯雙語的真正通達。何謂通達，以英文翻譯來說，即不僅要精通中英文，包括文化、歷史、專業、語言等領域的融會貫通，還要真正把握中文的表達，擁有精湛的寫作能力。二者互為基礎，相輔相成，故人們常稱翻譯是二次創作。
金庸具備這種對中英文的通達。一方面，他是中國武俠小說的一代宗師，創作的十五部小說膾炙人口，是文學史殿堂的裏程碑。毋庸置疑，金庸的中文造詣和文學創作都臻於化境。另一方面，金庸畢生還翻譯了大量的英文作品，從早期供報紙發表的及時性新聞報道、國際問題專論，之後新聞紀實性的長篇報道，再擴展到電影理論和技巧、舞蹈藝術，以及小說、政論。翻譯作品之多，內容之豐，領域之廣，亦令人嘆為觀止。至為精彩的是，以他的生花妙筆運用在英文翻譯上，「信達雅」自不在話下，故金庸亦堪稱翻譯的大家。
金庸
誠如金庸所說，「我自己以為，文學的想像力是天賦的，故事的組織力也是天賦的」，「至於語言文字的運用，則由於多讀書及後天的努力」。無論是小說創作，還是英文翻譯，首先都來自於最基礎的大量閱讀，即「多讀書」。僅從金庸的數萬冊藏書看，以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為主，其中文學書籍所占的比例最大，基本上都是古今的中外名著。中文方面有線裝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詩詞文集，20世紀30—40年代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文學系列叢書，50年代出版的各種翻譯小說，以及現當代作家的著作。英文方面，也集中在古今的世界名著：有簡裝版、精裝版，還有小羊皮豪華裝幀封面的英法小說和戲劇全集。此外，還有不少中英文的各種圖冊、大型畫冊等。
論中文。金庸出身書香門第，幼承庭訓，接受傳統式的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博覽群書，遍讀各類典籍，平時尤喜翻閱《資治通鑒》《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他飽讀詩書，喜歡寫詩填詞。金庸談到自己的創作時說：「年輕時培養我創作能力和寫作能力最主要的因素是讀書，特別是讀小說。」他曾回憶，「我父親是一位熱心的小說讀者，家中藏書相當多」，「我在小學期間，讀過的小說就已不少」，小學的「圖書館裏書籍也相當豐富」。父母因擔憂他「一天到晚的看書」會影響身體健康，常帶他到野外遊玩，「但我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讀小說了」。他青年時期受哥哥的啟迪，開始接受五四新文化，讀了大量的中外文學名著。「我哥哥查良鏗學習古典文學和新文學，在上海上大學，他花費不少錢買書，常常弄得飯錢也不夠」。在哥哥的影響和熏陶下，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大量中國文學名著，又汲取外國湧入的新思潮。他「年輕時代最愛讀的三部書是《水滸傳》《三國演義》以及法國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及其續集（這部書是伍光建先生翻譯的，譯名是《俠隱記》《續俠隱記》）」，還有法國小說《十五小豪傑》等。他說，「《三國演義》的文字中，文言成分較多，我在小學生時代就津津有味地讀了，雖然有許多文句不懂，但故事和人物的吸引力太大，終於跳過不懂的部分，一路讀完」，還因為自己偏愛劉備的蜀漢一方，「為此和我大哥激烈辯論了幾個小時」。（以上引述參見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明河社1998年版）這種好讀書的習慣，伴隨著金庸的一生。從他留存的眾多藏書中，如多卷本的《資治通鑒》和《續資治通鑒》，處處可見他用紅筆寫下的眉批、中批、劄記。
論英文。從金庸的人生和職業經歷看，他抗戰時期「高中畢業後，到重慶升大學，考取了中央政治大學的外文系，其後又因與國民黨職業學生沖突而被學校開除，戰後到上海入東吳法學院讀國際法」。從1946年秋金庸初次踏入報界，謀求第一份職業，擔任杭州《東南日報》的國際電訊翻譯編譯；緊接著第二年以優異的中英文筆試和口試成績被《大公報》錄用為電訊翻譯；直到2010年以英文撰寫論文《唐代盛世繼承皇位製度》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金庸的一生都與英文結下不解之緣。除了勤奮自學英語外，在剛踏進人生職場時，他還遇到了好幾位良師益友，令其英語水平有突飛猛進的提升，翻譯逐漸步入成熟的佳境。
1948年金庸被《大公報》派到香港擔任編輯，其時的《大公報》不僅聲名遠著，而且匯聚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僅以金庸任職的國際部來說，年輕的金庸有幸能與著名的記者、作家、翻譯家蕭乾共事，得到蕭乾的指點和幫助。金庸在回憶中，不無感激地談到，「在香港大公報向左轉前後這段時期中，我在報館中學到東西，實在比大學中學到的更多。蕭乾先生是我西洋文學的導師，楊剛大姐是我國際政治的導師」，「他們的親切和熱誠，我終身會記得的」。「那時我年紀輕，職位低，他們對我都很是照顧，尤其是蕭乾先生，他對西洋文學的愛好、自由主義者的氣質，特別和我談得來。詹姆士·喬埃士那部現代派技術的小說《攸利塞斯》（即《尤利西斯》），我讀來讀去不懂的地方太多，工作之暇，常常向蕭先生請教。他總是熱心地指點」。蕭乾（1910—1999）早年留學英國，攻讀學位後在英倫大學執教，1949年後歷任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其翻譯著作等身，其中包括《好兵帥克》《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以及世界名著《尤利西斯》。楊剛（1905—1957）畢業於燕京大學，主修英國文學，曾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女子學院。歷任香港《大公報·文藝》主編、《大公報》特派駐美記者、《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她是第一位參加美國總統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的中國女記者，曾發表大量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和文藝評論，並用英文寫小說《日記拾遺》，翻譯了英國女作家簡·奧斯丁的長篇小說《傲慢與偏見》，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參見金庸《談「仿徨與選擇」》）金庸還曾談到：「在《大公報》工作時，翻譯主任楊歷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譯的訣竅。」（《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由此可見，金庸不僅從這些良師益友身上受益良多，而且更獲得前輩的鼓勵和支持，當時年僅24歲的金庸，初來香港不久，就開始撰寫《大公報》的社評和國際問題專欄文章。
《最厲害的家夥》，丹蒙·倫揚作，金庸譯，（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本書編選的金庸譯文就是他在《大公報》期間的作品，僅選文學部分，即金庸翻譯的小說。這十二篇短篇小說譯自《百老匯的魯尼恩》（RUNYON ON BROADWAY），最早均作為連載小說，以白香光、溫華篆為筆名，相繼發表在《大公報》上。之後金庸挑選了七篇結集成書，取其中一篇小說《最厲害的家夥》為書名，署名金庸，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於1956年4月出版。本書在七篇小說之外，還收錄了目前所查閱到的其他五篇金庸翻譯小說。
達蒙·魯尼恩
美國小說家達蒙·魯尼恩（Damon Runyon，1880—1946），金庸譯為丹蒙·倫揚，曾作為戰地記者親歷墨西哥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來成為報紙體育專欄的撰稿人和作家。金庸在「譯者後記」裏稱其「是美國小說界的一個怪才，他所寫的小說獨樹一幟，別出心裁，常有意想不到之奇」，「寫的大都是紐約百老匯黑社會中大大小小的人物，由此可以看出美國社會的情況」。
三育版《最厲害的家夥》譯者後記頁
達蒙·魯尼恩的短篇小說，可謂篇篇珠璣。本書開篇的《記者之妻》（ROMANCE IN THE ROARING FORTIES）更是世界短篇小說的經典之作。故事一波三折，前大半部分極盡鋪墊之能事，情節隨著懸念的渲染不斷推進，在讀者以為大戰即將爆發之際，卻突然峰回路轉，以喜劇的筆調道出內裏難言的苦衷。更有趣味的是，故事並不到此為止，又緊接著連連反轉，抖開更多的秘密，其節奏緊鑼密鼓，步步進逼，讓讀者幾乎透不過氣來，非一讀到底不可。小說以有情人終成眷屬作結，篇末卻又捎帶一筆，透露了耐人尋味的玄機。
三育版《最厲害的家夥》插圖之《檸檬少爺》
《檸檬少爺》（THE LEMON DROP KID）堪與莫泊桑的《項鏈》媲美，雖然故事情節完全不同，但二者描寫的同樣是小人物的命運，不僅入木三分地勾勒出處於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生存艱辛，而且透現出冥冥之中那難以預測的命運對人的殘酷撥弄，意料之外的結局所帶來的是啼笑皆非的深刻慘痛和莫名無奈。《吃飯比賽》（A PIECE OF PIE）中帶誇張的描寫和精彩的鋪陳，最後結局的驚人之喜，又濃濃地抹上一層喜劇溫馨的色彩。《最厲害的家夥》（BLOOD PRESSURE），主人翁鐵銹查理是無人不懼，且蠻橫無理、幾近無賴的惡棍，從賭場的公開作弊勒索、沿街揮拳奪車、直到夜總會製服諸多警員，他的兇狠和霸道無處不見，但最後的回家一幕卻來個天翻地覆的變化，原來他是個極度畏懼老婆的男人。這對比反差極為強烈，前面的所有敘述和鋪墊都被最後的一幕所推翻，造成極大的喜劇性諷刺效果。《戀愛大王》（THE BRAIN GOES HOME）則是對上流社會的辛辣嘲諷，無情揭開了披蒙在所謂愛情、婚姻表面的遮羞布，暴露出金錢主宰一切的骯臟本性，誠如作者所言，盡管他們珠光寶氣，儀表堂堂，但他們只是一些喪失了良心的行屍走肉。
《金庸譯文 達蒙·魯尼恩短篇小說選》，達蒙·魯尼恩著，金庸譯，廣州出版社
達蒙·魯尼恩的小說構思精巧，結構奇特，常常篇末筆峰一轉，令情節出人意料之外，卻又都在情理之中，其精彩絕倫令人耳目一新，堪同美國著名小說家歐·亨利媲美。《超等大腳》（A VERY HONORABLE GUY）構思奇妙，為借錢還債恪守信用，寧可出賣自己的身體甚至性命，以表達真心的愛意。悲劇的開端最後卻出現了喜劇的收場，原來其中暗藏局中局，套中套，道出了人性深處的愛恨情仇。《馬場經紀》（THE SNATCHING OF BOOKIE BOB），三個嗜賭如命的綁匪，與被綁者之間智鬥，最後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賭徒和騙徒的心理被刻畫得淋漓盡致，讀者在笑聲中目睹一場騙局的始末，篇末又一語道破天機。《開夾萬專家》（BUTCH MINDS THE BABY）貌似敘述一樁盜竊保險箱的傳奇經歷，內裏卻通過將彪悍粗野的慣犯和稚嫩無瑕的幼兒二者的人物白描，透現出人性深處那種護犢情深的父愛。如果說，《十二槍將》（TOBIAS THE TERRIBLE）寫一出荒唐的鬧劇，諷刺現實社會；那麽，《聖誕老人》（DANCING DAN』S CHRISTMAS）則寫一部令人感傷的喜劇，道出底層社會窮人的困境。《會一會總統》（A CALL ON THE PRESIDENT）則是用一位老人的口吻，表面上絮絮叨叨，實際上卻描述了一位極為善良慈悲的最底層的政府公務員——郵差平凡而偉大的一生。
金庸指出達蒙·魯尼恩的文筆「非常奇特，全部沒有過去式，而俚語之多之怪，在美國作家中也是罕有的」。為此，金庸的譯作中也使用了很多香港本地方言——廣東話，令整部譯作更接地氣，尤顯風趣。由此反觀金庸的武俠小說，雖然無法見到其模仿的明顯痕跡，但譯作凸顯出作者以輕松幽默、詼諧調侃的筆調，對不同人物的把握和刻畫、篇章結構的總體駕馭、情節懸念的精心安排，顯然都可以在金庸筆下找到某些隱藏式的蛛絲馬跡。
《金庸譯文 達蒙·魯尼恩短篇小說選》，2024年9月由廣州出版社出版，本文為金庸原秘書、金庸譯文主編李以建所撰編者語（有刪減）
